三、依法治税的内涵与要求
通过前面从逻辑与历史两个角度对依法治税的考察，可以概括出依法治税的一些基本特征与内涵：(1)重在治权，重在对行政机关与行政权力的约束；(2)税务机关秉公执法与纳税人诚实守法的统一；(3)程序发达且富于正义；(4)健全规范的税法体系，税法条文具有明晰度和准确性，而且事先公布，以便所有人都可以据以筹划自己的行为；(5)一切与税收有关的社会行为都要纳入法治轨道。
（一）依法治税是依法征税与依法纳税的统一
依法治税体现在依法纳税与依法征税两个方面，前者是就纳税人而言，后者是就税务机关而言。
目前我国依法纳税的情况并不乐观，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历史原因。“税收是国家履行公共职能的需要”这种现代观念始终没有树立起来，更说不上深入人心，在税收实践中表现为不少社会公众对税收潜意识的反感与抵触。二是体制转轨原因。三是社会环境原因。因此，随着经济意识的觉醒，纳税人在“经济人”思想的支配下，在国家监管即外在约束又相对不完善的情况下容易滋长违法心理，表现为税收违法犯罪活动还比较猖獗。
依法征税的情况也不是很乐观，特别是权力的运用还不够规范。只有充分尊重、明确纳税人的权利并明确权利保障的途径，采取各种措施鼓励纳税人去争取权利，才可以有效制约税务机关的执法权力。
由于以上种种原因，我国税收法治的现状并不乐观，一是在税收立法方面，既存在着税收规范性文件与税收法律、法规和规章相抵触，或者同级税收规范性文件之间相互矛盾的现象，同时又存在着不少漏洞，有些方面尚无法可依，一些税种的立法进程滞后，税法级次较低，影响了税法的刚性等。二是在税收执法方面，既有执法随意、执法监督不力的问题，又有执法难的问题。协税护税网络和机制尚不健全，税收执法的外部环境仍然不容乐观，税收执法确实面临着不少困难。
（二）协调完备的税收立法是依法治税的基础
依法治税的基础是协调完备的税收立法，也就是要有法可依。现阶段，我国的税收立法总体上是协调的，税收制度也是较为完善的，有力地促进了税收事业的健康发展。但是随着改革开放新形势的发展，在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进一步加强税收工作，发挥税收的职能作用，必须进一步完善税收立法，形成完备的税法体系。
税收立法权是国家各类机关依照法定权限和程序制定税收法律规范的权力，是税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税权行使的起点，是税收执法权和税收司法权存在与有效行使的前提和基础。税收执法权和税收司法权是税收立法权的自然延伸，以税收立法为合法性基础。
具体来讲，税收立法权的行使是指拥有税收立法权的国家机关制定、修改、解释或者废止税收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行为，这些税收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构成了我国的税收法律体系，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广义上的税法体系。
（三）规范有效的税收执法是依法治税的关键
首先，税收征管法进一步规范及完善了税收执法权；严格贯彻执行税收征管法是规范税收执法的核心。
其次，建立完整的税收执法程序是规范执法的基础，也是税务部门多年来探索并付诸实施的重要工作。这一工作的重点主要体现在税收征收管理程序、税务行政处理程序和税务行政救济程序三个方面，它们相互联系，是征纳双方必须共同遵守的准则。
此外，对税收执法的程序制约可以有效防止滥用税权。
（四）治权是依法治税的核心
税权的运用是依法治税的重点与难点，“内外并举，重在治内，以内促外”的指导思想，从权力运作的角度阐明了依法治税的核心内容。
为什么要把治权作为依法治税的核心呢？主要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考虑：(1)治权是实现依法治税宗旨的保证。依法治税的宗旨是保证人民对国家税收事务的民主管理与民主监督，税收的一切权力来自于人民的授权，税权的行使要以人民利益为依归。只有通过治权，使税收权力在正确、合理的轨道上运行，树立“管理就是服务”的意识，贯彻“执法为公，行政为民”的理念，才能实现依法治税的宗旨。(2)治权是依法治税功能得以发挥的前提，依法治税的功能主要体现在有利于树立政府诚信，促进市场经济的活跃与扩展，以及通过对税收违法行为的严厉打击，净化经济秩序，确保财政收入。这些功能的发挥必须建立在税权尤其是税收执法权的规范、合法、合理行使的基础上，通过治权才能保证税法的可预期性、有效性。(3)治权是当前治税过程中主要矛盾与矛盾主要方面的体现。从现实中看，税收权力运用不规范，尤其是执法不公和执法随意性问题是人民群众反映比较集中、突出的问题。(4)治权是税收法治的一个本质特征。从理论上看，法治是依法治权，人治是依法治民，这是税收法治与人治的本质区别所在。我们知道，由于行政事务具有繁杂性与时效性等特征，为保证行政的效率通常赋予行政机关较大的自由裁量权，这就为它种下了膨胀的种子，行政权力需要一定的自由但又容易失范无度，需要控制而又难以控制，这是法治之所以强调治权的一个重要因素。所以，依法治税不是单纯治纳税人，而是重在治权，重在治内。
（五）“依法征税，应收尽收，坚决不收‘过头税”’是依法治税的实践原则
税收收入是税收工作效果的体现，也是依法治税实践的一个检验标准。“依法征税，应收尽收，坚决不收‘过头税’”正是从收入的角度阐述依法治税另一侧面的内涵。也就是在组织税收收入的实践中，要坚持依法征税，应收尽收，坚决不收“过头税”。
应收不收与收“过头税”都是有悖于依法治税方针的做法，对税收工作贻害无穷，是当前税收实践中的主要矛盾所在，对其加以防范与治理是依法治税所面临的主要任务。
为有效贯彻“依法征税，应收尽收，坚决不收‘过头税”’这一实践原则，今后要加强以下几方面工作：一是切实弱化税收计划的刚性与指令性。注意提高征管质量，切实贯彻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税收征管质量“七率”考核制度，把它作为对计划考核的必要补充并逐渐加以替代。二是严格责任追究制度。新税收征管法首次增加了对有税不收与收“过头税”的责任追究条款，为这一实践原则的贯彻实施提供了法律保障，必须严格依法执行，不可姑息迁就，特别是对领导干部更要严格，因为从实践看，各级领导干部违反这一原则的危害远甚于一般干部。三是争取相关部门特别是审计、财政监督等部门的支持，及早发现问题并采取有效处罚措施。不但要追究相关人员的行政、刑事责任，而且要追究其经济责任，实行财政收入上的扣减或其他惩罚措施，使违法者在经济上得不到好处。四是充分发挥多渠道、多形式监督作用。在继续加大税收执法检查力度、加强内部监督的同时，重视外部监督有效促进作用，积极配合党纪监督、审计监督、财政监督、司法监督等，特别要鼓励、支持社会各界人士对破坏税收法治的行为进行社会监督和舆论监督。舆论监督成本低、覆盖面广、社会影响快而深远，是促进依法治税的有效手段。当然，大众传媒也要恪守新闻监督的真实性、客观性、中立性和公正性原则，承担起应有的社会责任。但现在的问题不是大众传媒对依法治税的监督过了头而是大众传媒对依法治税工作的监督还很不够，很薄弱，要充分重视它的意义。五是在坚持税权集中的同时适当分权。地方应享有一定的税收权限，以适应地方政府合理运用税收调节手段服务地方经济发展的需要，从而使地方通过合法途径取得与实现其事权相适应的财力，规范地方政府行为，减轻税务部门的执法压力。
四、进一步推进依法治税的思考
依法治税是税收工作长期的战略目标和永恒的主题，也是当前的主要任务。纵观我国税收法治的进程和现状，必须在税收立法、税收执法、利益分配、权力意识上进行规范和改进。
（一）进一步完善我国税收立法
全面推进依法治税要求进一步完善税收立法，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也给税收立法提出了新的要求。完善我国税收立法，应与我国的国体、政体、国情、经济体制和分税制财政体制相适应，与改革开放的形势相吻合。未来，我们要积极借鉴外国税收立法的有益经验，在完善税收立法体制，丰富和充实税法内容，适应加入世贸组织新形势等方面作出积极努力，为依法治税提供坚实的基础。
1.从立法权限上实现税收立法权的横向、纵向合理配置
税收立法权的配置包括横向分配和纵向分配两个方面。税收立法权的横向分配是指税收立法权在同级国家机构的立法机关与行政、司法部门之间的划分。所谓税收立法权的纵向分配是指税收立法权在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划分。完善税收立法，必须从横向分配、纵向分配两方面入手。
(1)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为主体，实现税收立法权的横向合理配置。
(2)按照事权与税权相一致原则，实现税收立法的纵向合理配置。
我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为了实施有效的宏观经济调控，实现政治经济的稳定，需要中央政府集中税权、集中财力；但另一方面，由于我国幅员辽阔，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各地情况差别很大，也需要进行适当的分权，逐步建立完善的地方税体系，使地方也能够通过税收手段调控区域经济发展。
按照这个思路，除了将那些为保证全国政令统一，维护全国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地方税的立法权集中在中央外，可将其他地方税的立法权限作适当调整：
税源较为普遍、税基不易转移、对宏观经济影响较小的税种，以及涉及维护地方基础设施的税种，如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车船使用税、农业特产税、耕地占用税、城市维护建设税等，中央只负责制定这些税种的基本税法，其实施办法、税目税率调整、税收减免等可赋予地方权限来制定。
税源零星分散、纳税环节不易掌握、征收成本大，且对宏观经济不产生直接影响的税种，如契税、屠宰税等税种的立法权可下放给地方。
地方还可以结合当地经济资源优势，对具有地方性特点的税源开征新税种，并制定具体征税办法。
2.加快税收基本法立法进程，建立完备的税法体系
税收基本法是税法体系的主体和核心，用以统领、约束、指导、协调各单行税法、法规，具有仅次于宪法的法律地位和法律效力，通常称为税收领域的母法。它一般规定税收基本制度、税收的立法原则、税务管理机构及其权利与义务、税收立法及管理权限、纳税人的权利与义务等基本内容。
目前我国的税收基本法还是一项空白。因此，需要总结借鉴西方国家建立税收“母法”的经验，根据我国社会经济的特点，从健全税收法制和实现税法的统一出发，研究制定具有中国特色的“税收基本法”，以强化税法的系统性、稳定性和规范性，并为单项税收立法提供依据和范例。最终建立一个以税收基本法为统率，税收实体法和税收程序法并驾齐驱的税收体系。
3.适应加入世贸组织的需要，完善税收立法工作
(1)加强对税收规范性文件的清理与审查。(2)提高税收法律规范的级次。(3)规范税法解释。(4)增强税法透明度。
（二）在税收执法中要处理好实体与程序的关系
注重实体公正而忽视程序保障，是税收执法中比较普遍的现象。它主要有两种表现：一是程序虚无主义，认为程序纯粹是累赘，只要税收足额收上来就可以，而不在乎是通过什么方式征收的。程序虚无主义实质上是行政权膨胀的一种体现，行政权力不能忍受任何外在的制约，执法人员说了算，其结果是执法的随意性。二是职权工具主义，持这种主张者不否定程序的意义，但其程序观念主要是针对纳税人的，很多的管理规定大都以规定纳税人应该履行怎样的程序义务为主，把依法行政简单地理解为依法“管理”，而对如何用程序来制约自身的执法行为避而不谈。
实质上，税收程序具有很重要的意义，税收执法是税收实体与程序的有机结合，违反程序的行为同样是违法行为。其原因在于：(1)程序提供稳定性。税法的稳定性，即前面所讲的税法的可预期性、透明性、统一性等都是通过程序来保证的，税法价值的实现依赖于程序的执行。(2)执法程序是治权的重要措施。税收执法中必然存在着大量的自由裁量权，而程序正是对自由裁量权的有效制约。(3)税收执法程序的合法可以有效维护税收程序，使征收行为变得易为社会大众所接受。因为从理论上讲，税收征收的结果是尽可能接近于实体真实（指客观事实），有可能与客观事实不尽吻合，但只要程序合法，仍然可以使征收结果体现合法性，得到社会公众的心理认可和一致尊重，以保持税收征收程序的稳定。
因此，在推进依法治税的过程中要处理好实体与程序的关系，充分重视程序的作用与程序制度的建设，特别是执法的程序。要实行立法公告、执法公开制度，要健全听证、复议制度等，它们是依法治税的重要方面。
（三）在利益分配上要处理好中央利益与地方利益的关系
就税收分配而言，中央利益与地方利益在最终意义上统一于人民利益，我国实行“统一税法、合理分权”的税收管理体制，在立法过程中已充分体现了中央与地方利益的协调。虽然也不排除在某个时期、某个环节、某种具体的法律关系上两者会存在差异，但这种差异不能成为各地违反税收法定主义的理由。要坚持地方局部利益服从、服务于全局利益的原则，当然，在税收制度的设计上也要充分发扬民主，体现地方局部利益，否则税收制度就不具有可执行性。
要进一步处理好中央利益与地方利益的关系，还需要研究如何深化分税制改革，通过改革和完善税收管理体制来促进依法治税，为依法治税提供一个良好的体制环境。
（四）在权力行使上要处理好执法与服务的关系
税收法律具有一般法律的共性，即通过税务机关执法权力与纳税人权利的配置来实现一定的社会目的和秩序稳定。国家为了实现社会管理的需要，通过税法的形式将税收征收权力配置给国家税务机关，相应地为了加强对税收行政权力的约束，防止行政权力无限制地膨胀，也赋予纳税人一定的权利，如退税权、知情权、申请延期纳税权及听证权、复议权等。
要培养公民权利本位和政府责任本位意识。以前人们习惯于公民义务本位与政府权力本位，在提倡法治的今天，一定意义上要提倡公民权利本位和政府责任本位。在税收立法与执法过程中，要将纳税人权利放在首位，这是人民权利的具体化、法制化，是人民民主监督、民主管理国家的法律体现与制度保障。我们要把尊重与保障纳税人权利，为纳税人服务升华为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落实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重大实践。
要强化为纳税人服务的意识。为纳税人服务是税收行政行为的组成部分。各级税务机关在执法中一定要有服务意识，创新服务内容与形式，提高为纳税人服务的水平。在这方面，特别要注意解决纳税人的实际困难，提高对纳税人的政策服务水平，真正实现在执法中服务、在服务中执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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